孫思宇，周勇林，王佳純
（深圳市網聯安瑞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廣東 深圳 518000）
0 引 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現代戰爭的作戰理論、作戰樣式和作戰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1]，針對網絡空間的對抗戰略被廣泛運用到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多個領域。網絡空間對抗概念經歷了從戰時到和平時期的演變，特別是在社交媒體的廣泛影響下，其對抗范圍延伸到平時針對整個社會、針對民眾的思維、信仰、價值觀、情感等個人態度傾向的行動。
自2021年起，以微博、B站等為代表的中國網絡社區逐步成為全球國家外交政策和相關言論發布的重要平臺。2022年俄烏沖突為我們敲響的歷史警鐘，基于移動互聯網時代媒介認知的認知戰，已經可以直接干擾相關政府決策，影響戰爭的形態和進程甚至走向[2]。可見，當前認知域作戰已成為國家間開展網絡空間對抗的重要依托，值得高度關注[3]。
1 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國內CNKI期刊數據庫。檢索條件為“主題為認知戰/認知作戰/認知域作戰/認知空間作戰/認知對抗/認知域/制腦權/制智權/制心權/認知安全/認知博弈/認知電子戰/信息戰/心理戰/輿論戰/政治戰/網絡戰/混合戰”，來源類別限定為“北大核心”和“CSSCI”，時間截至2023年5月10日。最終得到中文期刊文獻1 929篇。
1.2 研究工具
利用美國德雷塞爾大學陳超美博士開發的CiteSpace軟件進行可視化分析。
2 文獻計量分析
2.1 文獻發表趨勢
國內網絡空間對抗研究是近30年逐漸興起的研究課題，總體研究呈現逐步上升，如圖1所示，2005年達到峰值147篇，隨后下降回落，2019年后逐漸有復蘇趨勢。如圖2所示，關鍵詞信息戰出現頻次最多，占比接近一半。其次為認知戰、網絡戰、心理戰，輿論戰提及頻次最低。可以看出，國內整體學術研究受信息化浪潮影響大，網絡技術的應用使國內對認知域的關注程度日益提高。
2.2 文獻分布分析
統計數據反映出該領域文獻分布較為分散，在研究層次上主要為技術和應用研究。學科分布方面，如圖3所示，排名前三的學科分別為軍事、武器工業與軍事技術、電信技術。其次為政治、新聞傳媒、語言文字等社會科學學科。這體現了該領域基于實戰的需要，隨著作戰樣式變革，不斷學習借鑒融入多學科、跨學科、交叉學科的新思想、新技術、新手段，帶來深刻的戰法變化，指導網絡空間對抗實戰。
圖1 國內文獻發表趨勢
圖3 國內文獻學科分布
統計我國該領域有關研究機構和作者的分布狀況發現，如圖4、圖5所示，排名前十的機構基本為我國軍事院校，之后主要為國內重點綜合類高校。其中，南京政治學院的發表量為108篇，排名第一，其他高校的發表數量均達到13篇及以上。發表量靠前的作者大多來自軍隊、軍事科研院所且具有豐富的工作經歷。此外，來自長安大學的史澎海教授作為學者代表，以冷戰時期美國的心理戰研究系列等13篇文獻位居發文量首位。
圖4 國內文獻發表機構分布
圖5 國內文獻發表作者分布
3 知識圖譜分析
3.1 研究熱點領域
利用CiteSpace工具得到網絡空間對抗領域研究關鍵詞頻次與中心性，為進一步分析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網絡空間對抗研究的熱點，對高頻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結果如表1、圖6所示。
表1 國內研究關鍵詞共現頻次（前20名）
（1）聚類“#0信息戰”最廣，包括“軍事革命”“電子對抗”“軍事演習”等關鍵詞，主要探討信息戰的實踐路徑等。
（2）聚類“#1心理戰”第二，包括“未來戰爭”“美國”“爭奪戰”“政治戰”“冷戰”等關鍵詞，主要探討心理空間作為未來戰爭爭奪焦點的重要戰略地位。
圖6 國內文獻關鍵詞聚類分析
（3）聚類“#2 信息化”第三，包括“伊拉克”“武器裝備”“聯合作戰”“指揮員”等關鍵詞，主要探討軍隊全面信息化建設給軍事領域帶來的影響變革。
（4）聚類“#3網絡戰”第四，包括“網絡安全”“網絡攻擊”“網絡主權”“網絡空間”等關鍵詞，主要探討網絡空間興起帶來的各項安全及治理問題。
（5）聚類“#4 輿論戰”第五，包括“意識形態”“帝國主義”“中美關系”“公共外交”“社交媒體”以及“俄烏沖突”等關鍵詞，主要探討社交媒體發展對大國意識形態的影響。
（6）聚類“#5 核武器”第六，相對孤立，后續分析不予保留。
（7）聚類“#6 五角大樓”第七，相對孤立，后續分析不予保留。
（8）聚類“#7 認知域”第八，包括“意向圖式”“認知”“認知障礙”“轉喻”等，主要探討概念語義以及個體認知功能。
（9）聚類“#8 電子戰”第九，包括“精導武器”“海軍部隊”“空軍基地”“機器學習”“智能控制”等，主要探討電子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對軍事實戰的影響。
3.2 研究趨勢分析
利用凸顯詞和時區圖譜分析探索對抗研究的發展趨勢，結合我國網絡空間對抗實踐，可將國內網絡空間對抗研究大體分為初始爆發階段、穩定發展階段和新發展階段3個階段，如圖7、圖8所示。
3.2.1 網絡空間對抗研究的初始爆發階段
1992—2006年，該階段為我國網絡空間對抗研究的初始爆發階段，凸顯詞為心理戰、海灣戰爭、信息戰、電子、作戰行動、心理攻擊，主要探討在信息通信技術影響下，戰爭形態的演變，對應聚類#0、聚類#1和聚類#2。
圖7 國內研究關鍵詞凸顯
圖8 國內研究時區圖譜
受到美軍等在海灣戰爭（1991年）、科索沃沖突（1999年）、伊拉克戰爭（2003年）中進行的現代戰爭的沖擊，國內研究者認識到“信息化戰爭”將成為未來戰爭的基本形態，對這幾次戰爭及其中信息化技術的應用展開了深入研究，并在實踐層面影響了軍隊改革[4]。2002年12月，時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信息化是新軍事變革的核心”，2004年6月通過了規定“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作戰原則、軍隊結構、訓練的“軍事戰略方針”，在其指引下實施了適應信息化戰爭的訓練，進一步深化了軍事理論研究。2006年6月，時任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全軍軍事訓練會議上指出：“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是體系與體系的對抗，基本作戰形式是一體化聯合作戰”，表明了重視“體系對抗”的觀點[5]。
而在非傳統軍事領域，我國軍隊在戰爭年代對心理戰理論工作即有所涉足[6]。2003年，基于美西方軍事行動和理論，“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被明確寫進中央軍委頒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當時這些概念為戰時概念，目的是影響對手的軍事決策過程。隨后我國軍隊普遍開展“三戰”研究和訓練。
3.2.2 網絡空間對抗研究的穩定發展階段
2007—2017年，該階段為我國網絡空間對抗研究的穩定發展階段，凸顯詞為美軍、網絡空間、體系作戰、美國、國際法、網絡安全，主要探討美軍啟動網絡化發展并積極爭奪網絡主權等，對應聚類#3和聚類#4。
在美西方信息化戰爭中，通過網絡空間攻擊敵方軍事信息系統與防御敵方的同類攻擊，成為重要手段。美軍啟動了網絡化發展的進程，開始在戰爭實踐中將數字化技術與網絡技術相結合。我國的研究也邁入了從信息化戰爭轉向網絡化戰爭的新時期。
同時，20世紀末期東歐“顏色革命”、2010年中東“阿拉伯之春”，以及2014年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等風波，充分凸顯社交媒體的強大作用，我國逐漸認識到國際上通過網絡空間制造輿論、沖突，謀求戰略主動權的競爭日趨激烈，國內研究聚焦在掌握從平時到戰時的廣泛“制信息權”的重要性，網絡輿論、網絡戰略方面的研究逐步開展。
2010年我軍新修訂的政工條例，進一步強調了輿論戰的重要性[7]。在立法保障方面，自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先后出臺了《國家安全法》《反恐法》《網絡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確立國內的網絡主權，同時對外展示了對形成國際規范的積極姿態。2016年12月，我國政府發布了《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彰顯了我國網絡建設能力的不斷提升，也引起了美國的高度警惕和大肆攻擊。
3.2.3 網絡空間對抗研究的新發展階段
2018—2022年，該階段為我國網絡空間對抗研究的新發展階段，凸顯詞為人工智能、中美關系、政治戰、特朗普，主要探討在日益復雜緊張的國際局勢下，我國如何維護以認知域為新戰場的國家總體安全，對應聚類#4和聚類#7。
特朗普上臺后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2018年發動中美貿易戰，中美關系急速惡化，意識形態因素在中美戰略競爭中變得更加突出。美國防部和國務院相繼成立了中國工作組，將大量資源投入到涉華情報工作中，對華認知戰不再局限于媒體、網絡、通信等工具層面，更注重通過各種手段影響和改變我國民眾的意識形態核心要素，如民族意識、觀念信念等。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美國部分政客公開抹黑中國形象，宣揚“中國經濟崩潰論”，并拋出“中國病毒威脅論”“病毒武器陰謀論”等大量“帶節奏”的認知作戰論調，妄圖以此煽動和挑起我國民眾的不滿情緒，為美國和平演變戰略服務，以遏制中國的崛起，維護其霸權地位。
在2022年俄烏沖突中，認知戰第一次通過與大規模戰爭相結合的方式，展示出其戰場的空天地一體的頻譜感知能力、人工智能技術的相關算法及其背后的強大算力有機融合之后的戰爭、政治效能。在Meta、Twitter、TikTok、Telegram等移動互聯網應用上，通過“深度偽造”“加速主義”等方式，蓄意調動目標群體的情緒、感性經驗和集體無意識，釋放極端言論、制造極端對立情緒、綁架民意、操縱輿論，基于移動互聯網時代媒介認知的認知戰，已經可以直接干擾相關政府決策，影響戰爭的形態和進程甚至走向。這也是俄烏沖突為我們敲響的歷史警鐘[8]。
3.3 研究前沿
分析凸顯詞和時區圖譜可以看出，認知領域的對抗是當前網絡空間對抗研究的前沿方向。如圖9所示，在全量文獻中篩選出主題含“認知”的文獻415篇，進一步做關鍵詞聚類分析，結果顯示認知領域的對抗研究覆蓋面廣泛，涉及認知語義學、市場營銷，等等。研究熱點以認知、人工智能、信息優勢、情報博弈、決策建模、作戰效能為中心。
圖9 認知對抗研究關鍵詞聚類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加快軍事智能化發展”，在國內學術界引起熱烈討論。國防大學副教授李明海[9]將智能化戰爭定義為“基于物聯網信息系統，使用智能化武器裝備及相應作戰方法，在陸、海、空、天、電、網及認知領域進行的一體化戰爭”。攻擊對象覆蓋到網絡和認知等無形空間，同時也對指揮決策提出更高要求，依靠先進的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博弈論等技術，對對手的意向進行精確識別和判斷，為指揮員提供強有力的分析和決策支撐工具，構建一個機器+人腦的一體化指揮系統[10]。由此可見，隨著新興技術的不斷發展，必將為認知對抗的實施提供更先進、更快捷、更有效的物質技術手段，同時也將使認知戰的滲透性、時效性和震撼性遠超歷史任何時期，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3.4 科研合作
利用CiteSpace對國內網絡空間對抗研究領域科研合作情況進行分析，得到機構和作者科研合作網絡圖譜，經計算，如圖10所示，機構、作者節點數目為844個，連線為634條，網絡密度為0.001 8。可以看到，該領域的科研協作比較松散。一方面，南京政治學院、軍事經濟學院、空軍工程大學等科研機構發文較多，但彼此之間的協作關系非常分散。另一方面，軍隊院校、科研單位和地方高校之間的合作相對較少。
圖10 作者、機構關系圖譜
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首先，各種專業和領域的機構的交流探討不多，在研究深度和廣度方面稍顯不足；其次，科研院所的理論研究與基層部隊的實踐檢驗之間聯系不夠緊密，地方院校在該領域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但與網絡空間對抗的訓練與實踐方面的結合仍有待加強。軍隊科研機構在借鑒、學習和運用地方高校先進的對抗研究成果方面有所欠缺。
3.5 ChatGPT應用研究分析
近期，隨著ChatGPT的出現和發展，學術界涌現了許多分析探討該技術應用于認知對抗的文章。本文設置檢索條件“主題為（ChatGPT+認知）/（大語言模型+認知）”，得到中文期刊文獻107篇。人工篩選出與認知對抗強相關的文獻有15篇，均發表于2023年，緊扣“國家安全、意識形態、國際傳播、網絡政治、開源情報、輿論風險”等主題；其他文獻主要探討ChatGPT的智能機制及其對法律、教育等領域的認知影響，如圖11所示。
圖11 文獻摘要熱詞
分析文獻互引網絡發現，相關研究趨勢以“網絡政治”為中心，發展出3條路徑：（1）網絡政治—政治風險—認知對抗—社會治理；（2）網絡政治—意識形態風險—ChatGPT中文性能及風險—情報學研究—開源情報工作—網絡安全風險；（3）網絡政治—媒介生態系統演化，如表2所示。
表2 國內涉“ChatGPT與認知對抗”文獻
另外，國際傳播、GPT-4等主題已引起若干學者的關注與探索，但還未與其他研究主題融會貫通，如圖12所示。
圖12 文獻互引網絡
4 結 語
本文對CNKI收錄的1 929篇國內網絡空間對抗研究領域文獻進行分析，通過文獻計量和知識圖譜分析，大致勾勒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網絡空間對抗領域研究的基本脈絡，探索其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
國內網絡空間對抗研究整體緊跟新興技術浪潮和復雜國際局勢變化。前期研究呈增長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化程度的加深和網絡技術的發展。近年來在社交媒體的廣泛影響下，大國之間對抗的滲透性、時效性和震撼性遠超歷史任何時期，延伸到針對整個社會全體民眾的行動，網絡空間對抗研究出現復興趨勢，在多個學科百花齊放。
通過文獻分布分析發現該領域初期主要服務于軍事實戰的需要，隨著作戰樣式變革，不斷學習借鑒融入社會科學學科的新思想技術手段，帶來深刻的戰法變化，指導網絡空間對抗實戰。高頻作者和機構同樣表現出這一特點，而科研合作分析顯示國內網絡空間對抗相關研究的學者和機構合作比較松散，致使在研究深度和廣泛程度有所欠缺，并且研用結合和軍地融合相對薄弱。
通過分析研究熱點，并結合網絡空間對抗領域實踐，發現國內網絡空間對抗研究分為3個階段。認知戰作為研究前沿領域，隨著其運用范圍和手段趨向多樣化，以情報博弈、決策建模、作戰效能為熱點的網絡空間認知對抗研究將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結合我國基本國情，基于我國網絡空間對抗現狀的理論發展探索，可從以下3個方面具體展開：一是要實現具有我軍特色的創新型認知域發展及關鍵技術研究，結合當前認知對抗實踐需要，從對敵認知攻擊、己方認知防御和普遍認知評價3個方面來發展和創新關鍵技術。二是強化軍隊院校、科研單位和地方高校的科研合作，促進不同學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深度和廣泛程度。系統建構網絡空間認知對抗知識理論體系。三是發掘新型科學技術如人工智能技術、元宇宙關鍵技術等在認知域作戰維度的適宜性應用，用科技創新來突破現有關鍵技術的實效。
